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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故里的新“浪漫”事业******

  西施故里的新“浪漫”事业——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助力 经济强县奔赴空天发展路

  【《中国新闻》报记者 李腾飞 报道】“龙楼镇外紫贝东,不是将军是书生。百尺箭,万钧弓,云霄欲上第五重。”1月3日,在诸暨举行的2023航空航天与智能视觉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简称发展大会)上,贾阳分享了他在执行天问一号火星探索器发射任务时写下的诗篇。

  身为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浪漫的。他把演讲题目定为《浪漫的祝融》,并在最后说道,“如果在座各位听完演讲,能记住一个中心词的话,我希望不是祝融,而是浪漫”。

  如今,中国航天人的浪漫正在诸暨续写。在此次大会上,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正式揭牌,这座美丽的越国古都西施故里之城,找到了一把能将人才资源转化为产业实力的钥匙,瞄准浩瀚星辰,全面开启一份新“浪漫”事业,探索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诸暨浣江实验室里展出的微纳卫星模型。(《中国新闻》报记者 李腾飞 摄)

  产业转型 “珍珠名城”“袜业之都”走向太空

  一条凰桐江穿越而过,在滨水景观带两侧,分别布局科创云谷、航空航天产业园、智能视觉产业园、未来小镇四个片区。“正如凰桐江的名字,我们希望栽好海归小镇这棵梧桐树,吸引来自全球的海归人才。”对于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的规划设计,诸暨市政府相关项目负责人说出这样的愿景。

  西施故里、东白山水、枫桥小天竺……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诸暨,始终保持着一股浪漫的地域气质。改革开放之后,诸暨的经济产业也紧跟时代潮流,这座曾经人口不到三万的小镇,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变身成拥有百万人口的珍珠名城、袜业之都。

  “诸暨地处环杭州都市圈,地理位置优越,2021年GDP已经超过1500亿元,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跻身全国十强。”海归小镇评审专家、欧美同学会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李志坚表示,虽然当地珍珠、袜业等传统产业领跑全国,但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诸暨仍然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提前布局战略新兴产业,是这个经济强县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航空航天产业、智能视觉产业已成为诸暨市重点突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涉及航空航天配套企业有31家,2022年总产值达到35.5亿元。诸暨市智能视觉平台于入选浙江省第四批“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培育名单。

  此次,作为“10+2”之一的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落户诸暨科技城,在产业规划上也明确以航空航天为主导、智能视觉为特色的“1+1”产业体系,构建形成以高端无人机、空天信息产业链为主导,航空航天关联制造、智能视觉终端产品为特色,航空航天开放合作科技服务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李志坚认为,如果能利用好海归小镇这个新型产业平台,将有利于诸暨推进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进一步转换。

  创业礼、安家礼……诸暨派大礼汇聚海归力量

  新年伊始,对于浙江紫明低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紫明科技)来说,一幅前景光明的发展蓝图正在展开。

  在发展大会开幕式上,2022诸暨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颁奖及落地项目正式签约,10个涵盖航空航天、智能视觉等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紫明科技便是其中一员。

  据悉,此次落地诸暨的获奖项目人才可获得最高2600万元的“创业礼”、最高6500万元的“赋能礼”以及包括500万元购房补贴、100万元安家补贴等在内的3个“贴心安家礼”。

  凭借氢阀和低温制冷装备项目获奖的紫明科技,拥有一批国内名校大学生和海归学子,掌握低温制冷核心技术,赢得了海内外众多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紫明科技创始人孙大明介绍,公司计划投资10.2亿元,并将总部从杭州搬迁至诸暨,6000平方米的厂房正在装修中,“之后我们计划在科技城购入土地100亩,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凭借丰厚的引才政策,诸暨正以强大的磁力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科研院所和优质企业落户。

  目前,诸暨市政府已与浙江大学签约,投资近10亿元合作建设浣江实验室,主要在微纳卫星、先进飞行器等六大方面进行研究。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也已于去年12月挂牌,依托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俄方高校及研究机构等专家资源,实验室开展材料创新研究,为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作为发掘优质海外人才资源的创新举措,诸暨市欧美同学会建立海外联络站,进一步拓宽海外人才工作渠道;诸暨海归小镇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则将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探索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

  诸暨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持续放大欧美同学会的集聚效应,打造海归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杭绍同城’科创智造示范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引领区”。

  优质营商环境给力 “西施星”可期

  回想起从2018年创业至今的经历,浙江千从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宝川说得很直接,“我们在诸暨的发展,算得上是如鱼得水”。

  作为一家从事AI安防产业的本地企业,张宝川在发展大会上极力推荐诸暨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不仅体现在丰厚的产业扶植政策,更体现在企业经营每个节点上的细致入微服务”。

  张宝川举例说,AI智能硬件涉及庞杂算法,“目前公司的算法模型有100多种,自研的只有30多种,剩余的几乎都是靠政府牵线和科研院校、海外高端人才合作对接,实现算法的快速落地,做到成本最优、效率最高”。

  长期以来,尊商、亲商、安商、富商一直是诸暨的优良传统。2022年,其政务环境评价总指数位居浙江省第二位,是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县市之一。

  “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还有优质的营商环境。”李志坚认为,依靠经济和制度优势,诸暨持续积蓄科研力量,吸引海内外人才,建立产业孵化平台,这些举措为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从天宫成家到北斗组网;从祝融巡火再到羲和探日……中国航天人用浪漫情怀让神话走进现实。未来,航天产业要想继续降低成本、走向大众,需要更多民间力量参与。欧美同学会在诸暨搭建的海归小镇空天装备产业平台,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我们的目标是用人工智能指挥上百颗中国天文卫星星座探索宇宙。”正如“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双南在发展大会上谈到他的智能猎人星座计划,“我特别希望有大学、科研单位、地方和企业能出资来冠名卫星,更希望有一颗‘西施星’能够作为猎人星座里面领头项目之一,在太空为中国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完)(《中国新闻》报)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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