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囤药不如囤“好身体”【防疫小贴士】（76）******

感染新冠病毒后如何用药

是大家广为关注的问题

下面

请专家来进行解答

应对新冠病毒

有“特效药”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无论是西药、中药，都不存在“特效药”，更没有“神药”。一般患者用普通的感冒药即可，也不用特别追求哪一种药，包括“三药三方”，当地产的常用感冒药也完全可用。

　　感染新冠病毒后，严格意义来说，中药和西药的作用只是辅助治疗，帮助减轻一些症状，控制病情发展，减少转为重症的风险。即使“小分子特效药”，它的机理也只是抑制病毒复制，并不能根除病毒。而且，这类药的治疗窗口期比较窄，只在感染后的5天内有效，且不宜与他汀类药物等联合使用。

　　感染新冠病毒后，用药时一定要理智，合理用药，还要有些耐心，药物发挥作用要有一定时间。切记没有神药，没有特效药。更忌有病乱服药、无目的联合用药，反而容易产生药害。对抗新冠病毒的“主力”是自身免疫力。因此，囤药不如囤“好身体”。调整好身体状态，注意休息，适量多饮水，多吃新鲜水果蔬菜，保证营养的摄入，保持良好的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力，才是顺利度过感染过程的最重要因素。

什么情况有必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能否自行服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后大部分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但仍然有少数感染者，包括老年人尤其是没有疫苗接种的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病者可出现重症，或诱发基础病加重。

　　我国第九版诊疗方案建议，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应用抗病毒治疗以缓解症状、缩短病程、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目前有三种抗病毒药物，其中新冠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只能在医院住院使用。另外两种小分子口服抗病毒药物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合剂和阿兹夫定。

　　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合剂可以有效降低重症风险，适应证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病者常常口服多种药物，如使用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胺碘酮等就不能使用奈玛特韦，还有些药物相对禁忌使用，因此，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阿兹夫定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不宜使用，中重度肝肾功能损伤患者也要慎用，因此，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抗病毒药物

可以用于预防性治疗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高龄老人，尤其是有基础病、没有接种疫苗的高龄老人，属于高风险人群，面对疫情要早发现早干预。一些口服的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可以在发病或感染得到明确诊断后尽早使用，一般在5天内使用。

　　这类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存在与其他不少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因此务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研究显示，这类药物不能用于预防性治疗，对重症患者的效果也不明显。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健康中国、新华社、央视网、央广网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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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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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