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股东配售1.47亿股 呷哺沸腾依旧？******
投资人的举动往往格外被资本市场看重。1月10日，呷哺集团股价跳水，业内则是将原因归结于一则“二股东配售全部1.47亿股”的消息。随后，有相关人士确认了这一消息，并透露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对于这一举动，有分析认为该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不过也有声音指出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呷哺集团股价有回升但大幅上涨存在挑战，不排除其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呷哺集团还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
接手方或为投资机构
火锅市场因为呷哺集团格外沸腾。1月10日，呷哺集团的股价变成了业界关注的重点，该公司早盘低开超7%，报9.14港元/股。业内猜测，呷哺集团股价下跌与其股东售卖股票的消息存在较大关联。
据相关媒体报道称，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 Singapore Fund Pte(以下简称“General Atlantic ”)通过配售股份，出售其所持有的1.47亿股呷哺集团全部股份。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从接近呷哺呷哺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呷哺呷哺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已通过大宗交易，配售手持全部1.47亿股，造价每股9.25-9.3元。据相关消息透露，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
关于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配售全部股份的真实性，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呷哺集团，对方表示未来会发布相关公告。据了解，呷哺呷哺10日收盘价为9.11港元/股，下跌7.79%。呷哺集团于1998年11月正式成立，1999年在北京西单明珠开设第一家餐厅，并于2014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国内外新开门店超240家
在股权变动的同时，呷哺集团方面对外宣布称，从全国市场来看，业绩正在全面复苏中，2023年，将继续启动全面扩张战略，全年在国内和海外计划新开门店超240家。
开店计划看得出呷哺集团前进步伐并未止步，而从近几年呷哺集团的财务数据来看，近三年来呷哺呷哺业绩成绩单并不出色。当然其在财报中也多次表示，持续不断的疫情导致部分餐厅无法正常营业，是公司业绩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
其实，自2021年5月呷哺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贺光启重新出山后，呷哺呷哺便动作不断，开始为其业绩寻找新出口。从2021年7月呷哺呷哺发布公告称决定关闭200家亏损门店，再到同年8月重新上任CEO的贺光启首次发声，称发现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严重选址错误。去年9月，呷哺旗下新品牌趁烧在上海正式开业，这也是贺光启带队后的首个新品牌，计划在2023年开出至少20家门店。而在近期呷哺集团也推出“充多少送多少”储值优惠活动，根据公司透露的数据，截至目前，已储值1.94亿元，发放1.94亿元的消费券。而上述这一系列动作似乎意在向资本市场证明自身能力。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指出，呷哺集团的业绩表现受疫情影响较大，随着近期复工复产加速，呷哺集团股价已经有所反弹。但从长期来看，经济环境下行会加剧连锁餐饮市场竞争，呷哺集团股价大幅上涨存在挑战，不排除General Atlantic认为呷哺集团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
应更专注于业绩回升
作为火锅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呷哺集团得到更多资本支持的同时，其一举一动也受到公众的监督。正因如此，如何给出更好的业绩表现，并为资本注入更多信心便是呷哺集团需要思考的。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一般来说，上市公司股票的大宗交易与投资者的投资及战略意图存在关联。对于退出者而言，很可能是投资计划达到了一定节点，或是收益率达到一定程度，便决定退出。对于想要入局的投资者而言，若是对于特定行业或企业存在投资意向，也会通过大宗交易的形式。
而这一举措会给呷哺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位资本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作为投资者，资本市场的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无需过分解读，流通性强也说明企业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减持或抛售股票需关注接手方是谁，接手方的动机才是最应该考虑的。
不过，沈萌进一步指出，第二大股东折让配售，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若接手方为多家机构，那么各机构的资金投入规模与股份占比都相对较少，很难为呷哺集团提供比General Atlantic更多的支持。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与业绩表现存在关联，目前，呷哺集团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
文志宏指出，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餐饮业处于复苏期，而资本市场也对此较为期待。在此情况下，若General Atlantic为呷哺集团的原始股东，抛售股票的行为则是向投资者发出较为不利的信号。反之，General Atlantic的举动便不带有利好或利空的意味。目前看来，呷哺集团的股价虽然半年内有一定回升，但与其市值高点还存在差距。
中新社70年丨张明新：从“蒙查查”到“中国新闻奖”!******
25年前的7月1日凌晨，作为中新社香港回归报道前方团队的一员，张明新随解放军驻港部队跨过深圳河，进驻原驻港英军总部威尔士亲王大厦，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荣光时刻；25年后，这位新闻老兵再次出发，履新中新社总编辑，投身新的“新闻战役”。小牛工作室今天特别分享张明新1997年6月撰写的《<千日迎回归>写作追忆》。
破“三关”：不再“蒙查查”
1997年7月1日，是我们这些驻港的内地记者日夜盼望的日子。多少天来，大家踏着回归的脚步，废寝忘食地工作，向读者听众观众们报道回归信息，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作者驻港期间在维多利亚港留影当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眼前时，我不禁想起刚到香港的情景和参与采写《千日迎回归》一稿的前前后后。1994年6月1日中午，我乘坐的广九直通车越过了罗湖桥，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并由此开始了常驻香港的记者生涯。
作为中国一家从事对外报道的通讯社，在收回香港这一历史性事件上写出一些富有时代感的稿件是我们的使命，而又作为初来未从事过香港问题报道的我来说，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6月20日，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多个户外大屏幕播放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庆祝标语。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首先是语言关。1994年普通话在香港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记得第一次去参加一个爱国爱港团体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席的广东话只听懂百分之二三十。
于是，平日利用一切机会多看电视，多听收音机，多看录像，向当地的同事学习，向来实习的香港学生求教。慢慢地能听懂新闻节目了，电台的清谈节目也能听懂大意了，还开始大着胆子说几句。
▲97庆回归香港—北京接力赛其次是融入香港的社会，了解港人的所想所思。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一开始最好是尽可能地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去现场，了解当地，熟悉地理，能找一些今后的采访线索。“不以稿小而不去”。当然有些稿子不一定马上写，可以留下资料以后用。
再次是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情况，香港是较成熟的自由经济模式，与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不同，政治体制差别就更大。临来时曾买了不少书籍，到香港后，把这些书翻了一遍，又看了一些港版的书籍资料。
经过三四个月，广东人所说的“蒙查查”(糊涂)现象少点了，一般性的报道拿得起来了，也找到了做重点报道的感觉。
“马照跑”：明天会更好
1994年10月5日是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千日。我们想，要在倒计时一千日时写篇有点分量的稿件。
“马照跑”是对“九七”后香港生活方式不变的形象写照。我们分社附近有一个马会的投注站。5日正好是赛马日，街间随机访问是我们在香港报道尤其是重大事件反应报道的常用的手法。好处是人物语言和场景鲜活生动，难处是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要耗费时间，并克服一些不愿意接受访问时的尴尬情况。
老记周景洛到投注站后看见一个正在专心填马票的小伙子，小伙子选了一匹名为“明天更好”的马投注，于是老周主动上前与他交谈。得知小伙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选定‘明天更好’这匹马投注”希望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心态。
我则一早就到街上转悠，见到了报摊上报纸头版大幅迎回归的祝贺广告，与平时整版篇幅的地产广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便觉得这个细节既可以烘托气氛，又反映出了港人的期盼回归心情。
▲1997年6月1日香港培侨中学毕业典礼回到办公室后找出名片本，连着打了几个电话，但只找到了9月18日区议会选举时碰到的王国兴议员。我当时的广东话还处于“识听唔识讲”的阶段。好在王国兴能听懂普通话，我也能听懂他说的广东话。
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言论来表现某个新闻事件是西方新闻写作的常见的手法，对外报道的受众也容易接受。王先生说：“港人必须丢掉幻想，立足于己，依靠祖国，团结建港。”由此表现一个普通爱国爱港人士在“千日迎回归”时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
▲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庆祝活动至于其他一些细节，如基本法讲座、文化和招商展览等分别是从报纸、新闻稿和采访通知材料中综合而成，没有展开写，只起到画龙点睛的用途。到了下午，材料汇集得差不多了。用一台黑白屏幕的IBM笔记本，我开始负责执笔合成。
下午3点，负责写港督施政报告稿的同事递过来彭定康的第三份施政报告英文本《香港：未来一千天》，报告中蕴含着殖民统治者的无奈和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在我们稿件中加上有关内容，以加强针对性。
▲香港—广州庆回归信鸽竞翔活动举行虽然时间匆忙，但由于大家材料准备充分，对主题商议得透彻，所以立意谋篇就省力许多，而重点放在了材料的选择和布局上，正好文字稿件选择了四个场景(报摊、马会、招商会和文化展览会)，四个人物谈话(曾宪梓、王国兴、萧蔚云、朱幼麟)，并穿插了一些过渡语言，感觉尚不冗长。
斩获“中国新闻奖”
到了下午5点来钟，初稿出来了，老周先将那份初稿修改后交给了分社的副总编蔺安稳，老蔺将原题《千日倒数迎回归》改成《千日迎回归》，改后的标题，既简明扼要，又富有力度。
第二天，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刊出了此稿。《文汇报》标题改为《香港：千日倒数开始》，并加了《责任感紧迫感》和《一体化的趋势》两个小标题。《商报》将标题改为《满怀期待共保繁荣港人迎接千日回归》，过了两天，看到在澳门和泰国等地的四五家报纸上也刊出了这篇稿件。
经过分社和总社的推荐，时任我社总编辑的郭健(又名郭建)将这篇稿件带到了1994年“中国新闻奖”的评比会上，获得了三等奖。 (原载1997年第7期《新闻三昧》，本文有删节)
作者：张明新(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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